Frank_Lin™《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米蘭•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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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体制外”的官员们》
转型期官员的心态
中国经济出版社 张国华编著
1999年1月 SBN 7-5017-2288-9/Z·343 定价25.00元

《引言：从“入局”到走向“体制外”》

    翻开中国史册，映入眼中的常常是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的应试学子做着当官梦的景象。自有官一说以来，似乎当官才是人们步入主流社会的唯一方式和选择，因此想方设法弄个官当当，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但从古到今都是民多官少，因此，做民不当官的却总是多数，能弄个官当当的终究是少数人，当不上官的有的认了，发发牢骚也就想开了，想吃啥买点啥；有的虽不认命但也只能周游天下或隐居山林；也有的不认命聚众起义，呼啸四方。像陶渊明那样躬耕垄亩，“把酒话桑麻”心境的人毕竟不多。为何官这样令人梦绕魂牵呢？说来说去还是曾国藩琢磨多年讲的一段话让人明白：“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鉴。”曾国藩讲的这个“入局”，说来说去就是“入官场”。

    那么不“入局”就干不成事吗？当然不绝对是。但是你想，连演戏都要打个“场”，想干点大事，没有个“场”能行吗？入不了局难倒了不少不甘寂寞的人，空有壮志，真让人禁不住一声长叹！既然如此，终其一生想“运作”个官椅坐坐的就一定不是少数人。你可能会说，那毕竟是老皇历啦，新中国新社会这种事还有吗？其实新中国新社会想当官的也绝不是少数人，或者说仍有很大一批人在忙碌此事。当然这绝大多数人也都知道今天的官应该是公仆，当官要为老百姓办事。既然当公仆一天到晚又累又苦，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想走官场呢？我想了很久才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无非是这条路打的“场”大一些，“场”大也就影响大，威慑力大，而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因此，只要跻身此“场”，大权在握，久之就会感到累中有闲，苦中有甜。

    从古到今听多了想尽办法跻身官场和一不小心被挤出官场的各种人事风云，但较少听到好不容易入了局进了官场后又大摇大摆主动走出官场另找“场”的事，如果有确是新鲜事，古代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去职算是一个，海瑞罢官算不算主动走出？严格讲不能算，当然算也成，总之这样的事毕竟太少。这样的事成规模的发生还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由一件变多件，由多件到数不清，以至惊动了全社会。主动交出大印，走出官场去自己打“场”，这一改几千年的思维定式，真不能不让人左右打量，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潇洒人生的价值取向和生存发展的“秘密”是什么呢？

    有没有秘密呢？本书将向您介绍一些主动走出官场的人们的“秘密”是什么。他们在“体制内”是称职的官员，是学有所长的专家，是站在时代前列新思想的创造者，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鼓吹者”，是以民为本的实践者。他们的“缺点”是不太安分，不习惯那种按部就班的考验，不满足那种机械的“程序”定位，太苦于创造性工作机会缺少，于是乎寻找表演舞台也就是另一种“场”，就成了他们共同的追求。严格讲在市场经济之前，他们很难找到满意的舞台和“场”。市场经济大潮的袭来，终于给人们提供了不当官但也可能有“场”的现实。而且这个“场”主要靠自己搭建，这个靠自己搭“场”的办法真是让人怦然心动！对于书中的主人公他们将来的喜怒哀乐和成功失败与否，我们也不能轻易下断言，但我们敢说，他们离开“体制内”另找新“场”的行为在一瞬间已写入了当代史。

    人的生存方式，说到底是社会认可的问题，社会给人多大的自由度，人就会有多大实践空间，也就有创造多大财富的可能。如有的人适于做官，而且能干出一番政绩来，我们称之为被用之才，可以由科长到司局长甚至部长，在不断升迁中为社会办实事，这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即使升不上去，你为人们服务，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人在官场，关键是要有一个平和的心去看待不平和的人和事。能当上大官有个大“场”指点江山效力百姓当然好，但也要好自为之；当不上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也不必非得上火怄气，小“场”也会有千紫万红的春天。另一种称之为自用之才，比较注重自我设计，可以到“体制外”去闯一闯，让市场给你回报，让市场承认你的最大价值。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衍生了具有强大发展势头的民营经济（也许还包括些股份经济），也就是我们常说“体制外”。由于，这一主体明确，使它具有了比“体制内”相对优越的个性发展机会。这种运行机制和走出官场到“体制外”的人产生强烈的共振，也就是满足了他们崇尚的人生自由和个体独立的要求。

    于光远先生讲：不少知识分子“下海”办公司，其中大都有相当高的社会觉悟。这种觉悟就是把人类进步，把全社会利益摆在首位……。全社会利益是由无数个个人组成，没有一个一个的人的利益就不存在全社会的利益。只有关心每个人的利益、尊重每个人的利益，才有实实在在的社会的利益。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对个人利益是尊重和理解的，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去“捞钱”嘛，用得着讲这么多大道理吗？其实“捞钱”并没有什么罪恶可言。在一个法制的国家里你能捞到很多钱，说明你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得到了人们的承认，证明了你是一个有本事有魅力的人。自甘落后，永远受穷，牢骚太盛才是让人感到脸红的。再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也确是万万不能的。举个伟大导师的例子，恩格斯之所以不放弃他在家族中所拥有的那部分产权，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在事业上给马克思以支持，在一定意义上讲，伟大的《资本论》是“下海”的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共同产物。当然，为了说服某些世俗的议论也不一定非举恩格斯的例子，也不必故意把“下海”说成多么伟大和崇高。

    对官员主动走到“体制外”参与市场经济竞争，有几点认识：

    其一，导致了一场“官念”革命。孙中山当年厚望青年人要立志干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但从古到今，由于儒家传统文化和入入世取仕的影响，这样的思想成不了主流，官场象磁场总是将许多优秀人才引入了过度竞争的羊肠路上，窝里斗屡禁不止，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付出牺牲。官出了不少，为民称道的事不多，官场的热闹不少，社会财富增加不多。弄不好还官逼民反。历史到了今天看来不改不成了，现在一些官员走到“体制外”，一改几千年的世俗眼光，这说明场外有场，山外有山。

    其二，有助于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形成。过去干革命涌现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革命家，在和平年代理所应当涌现一批又一批的职业企业家。而这些从官场走出来的人一般都是某一领域专家，他们走到“体制外”带去了新知识新思维，将有效地改变目前企业家队伍的结构，加快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从总体总量上看，这对我国企业提高竞争水平和能力均有益处。

    其三，可望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最活跃力量。从我国经济发展走势来看，民营经济稳步上升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主体”和“主流”将不再是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的障碍。由这些掌握相应经济理论的探索者去参与、去创新，民营经济可望早日走向成熟、规范，在大浪淘沙中，不断登上新的台阶，并成为推进市场经济向前发展的活跃力量。

    其四，对国家转型期改革是个有力配合。机构改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官员较晚些走到“体制外”，这种改革成本的下移，使他们分担了国家攻坚的阵痛和应该承受的代价。他们的榜样作用也有助于减弱社会的矛盾和冲撞，并为我国转型期社会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官员走向“体制外”是中国转型期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一些官员走到“体制外”也不是人人都能适应，人人都能有所作为，也不是一点消极影响都没有，但总体上看多数人有了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毕竟利大于弊。现借用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几句话送给转型时期在“体制内”和走向“体制外”的官员们：
    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控制它的宽度；
    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
    你不能改变容貌，但你可以展现笑容。

    二十年前的今天，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日子，从那以后，才有了我们书中所讲述的主人公一个又一个走出来的故事。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从“入局”到走向“体制外”，这惊险的一跳，的确是人力资源的解放，的确是社会的巨大进步。有了这一跳，社会将不再是死气沉沉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

    将来会怎样呢？还是让历史告诉未来吧！